韩杰事件后，医院3名儿科医生要走2个！
近日，韩杰医生的有罪判决，让整个医疗圈陷入激烈的讨论之中。
特别是韩杰医生被认定构成医疗事故罪，刑拘一年的消息传来，业内部分医生认为，一个普通的基层医生并非玩忽职守，也不是出于主观恶意，只因诊疗过程中的疏漏导致了不良后果，是否需要面对民事、行政、刑事三重重罚？不过，也有部分人士认为，医疗事故罪的立法初衷是守住医疗底线，惩戒漠视生命的失职行为。医疗行业本就没有什么容错空间，错了就是错了，就应该承受相应的处罚。
当前，韩杰案依旧热度不减，高涨的舆论氛围不单单是大众对这件事的热切围观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，同行似乎对自己的处境很是担忧，特别是同为儿科的医生们。
8月3日，一位来自江苏的医学博主@子小修 曝料称，韩杰医生事件后，医院仅剩的3名儿科医生，又有2个要辞职了，儿科以后估计没办法再开了。不过，儿科门诊和病房停了也好，不然医生自己上班担惊受怕，医院和医务处每天也跟着提心吊胆。
医生辞职、科室倒闭，这样的案例，在儿科身上并不少见。8月3日，一位来自山东的医生表示：“我们医院唯一经规培的儿科医生去了康复科，儿科门诊不得不关停了。”另一位来自福建的医生补充到：“发生这事后，医院儿科好不容易招来的新人，宁可辞职也要离开，这可把领导急得一顿抓耳挠腮。”
8月3日，一位来自北京的医生建议到：“儿科医疗需求在减少，不具备人员、硬件等条件的医院可以取消儿科门急诊，以免引发医疗事故。说实话，出事后，家属难以接受，我们医生也备受煎熬。”
而关停儿科之后，大家似乎都松了一口气。8月3日，一位来自山西的医生现身说法到：“我们这个二级医院好多年前就关闭了儿科病房，夜班也取消了，白天上班遇到病情稍微重点的患儿，就建议转院，这样挺好的，再也没有闹事的，上至院长下至医护都松了一口气。”
近期多家医院关闭儿科
儿科困境比之前更突出
事实上，儿科困境由来已久，但今年特别突出。
8月3日，一位来自广东的医生发帖称：“今天周一，医院网上发了一个通知，儿科一周后停诊，不是临时，是永久。偌大一个几千张床的大医院，儿科就这么game over了。”
说起儿科停诊的原因，这位医生表示是因为儿科主任要退休了，她是从儿童医院挖过来的，整个科室有且只有这么一位医生，她一个人得管普通门诊、专家门诊、急诊、会诊……不能生病不能请假。此番退休就是真的直接退休了，不会返聘回医院。
可以看出，几千张床的大医院，只有1名儿科医生，这绝非常态化配置，而是儿科医生极端短缺下的特殊状态。当前，儿科人才断层情况非常严峻，大批骨干离职，而医院又长期招不到人，因而让一名老专家硬撑门诊。
显然，上述儿科关停的原因很直观，那就是部分医院儿科确实无人可用了。而遭遇相同窘境的，远远不止这家医院。
7月14日，山西阳煤总医院发布本部儿科门诊停诊通知，该院本部儿科门诊自2026年8月1日起停诊，后续所有儿科门诊、复诊、查体、开药、会诊、疾病诊疗等相关业务，统一调整至桃西病区儿科集中开展。
6月18日，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发布通告称，2026年7月1日起，我院天河院区儿科门诊暂停服务，儿科诊疗服务整体迁移至黄埔院区。
3月31日，商都县人民医院发布通告称，因医院儿科医师人员短缺（只有2名医生），现决定从4月7日起，医院儿科暂停夜间急诊诊疗及住院收治服务，仅保留白天正常门诊诊疗服务。
除了停诊，当前越来越多的医院把儿科、产科等冷门科室进行了合并管理。5月16日，江西九江市某区总医院也发布公告，将对区直三家院区的妇科、产科、儿科、预防接种等医疗业务进行整合，区人民医院院区承担妇科、产科、儿科门诊及住院医疗业务，区妇幼保健院院区继续承担妇科、产科、儿科、儿童保健门诊及预防接种医疗业务，不再提供妇科、产科、儿科住院服务。
为何儿科发展成了如今的窘境？8月3日，一位来自江西的医生解释到：“儿科又称‘哑科’，儿童重症很难判断，孩子主诉不清，任何一位医生都难免误诊。特别是在值夜班的状态下，医生本来就疲惫不堪，注意力肯定没有白天那么集中。”因此，这位医生忍不住叹息到：“儿科本就没人愿意干，这下儿科资源更稀缺了！”
在众多科室中，儿科也是最容易“吃”投诉的科室之一。6月11日，一位来自安徽的儿科医生无奈的表示：“夜班急诊本来只能处理紧急的病人，但有家属大半夜带着患儿来换药，帮忙的规培医生怕他们等太久，就好心先给换了，没想到却换来了投诉，家属瞧不上规培医生，控诉他换得不好。”
可以看出，当前儿科深陷多重困境叠加的结构性难题，不管是招收两难导致人才短缺，还是高强度高负荷的接诊现状让一线医生身心长期透支，亦或是儿科先天诊疗难度大，家属情绪敏感，沟通成本极高……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儿科医生执业安全感持续走低。
工作量大、收入差，儿科医生性价比太低
医院院长：要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干预
事实上，儿科领域长期存在的“人员紧张、工作负担重、岗位吸引力不足”等系统性困境，大家早就看在眼里。
2026年3月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大同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王雅丽撰文《系统破解儿科医生短缺与职业发展困局》。她在文中直言到，儿科存在的困境，核心矛盾在于，儿科医疗服务的“高公益属性”与市场化的医院“经济运行逻辑”之间存在冲突。
儿科工作具有病情变化快、家长期望值高、沟通成本大、用药及检查项目创收能力弱等特点，导致儿科在医院绩效考核中天然处于劣势，形成“越忙越亏、越干越穷”的恶性循环。这直接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：一是“招不来、留不住”医生；二是医院“不愿办、无力办”儿科。
因此她认为解决儿科医生短缺问题，绝不能将责任和压力简单地“压给医院”，而须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，从顶层设计上进行系统性干预，建立一套独立于医院短期经济盈亏的、国家层面的长效保障与激励机制。
王雅丽院长道出了实情。儿科之所以凋零至此，沦落成如今令人唏嘘的境地，确实存在方方面面的不足。
这里对比两个最直观的数据：收入和工作量。
先看收入，一项2025年《医疗行业薪酬报告》显示，全国67.2%的儿科医生月薪集中在6000～15000元。而且，这还是被三甲医院拉高的数据，中西部基层医院超三成医生月收入仅3000～4500元，远远低于2024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124110元。
再来看他们所承担的工作量。据《2024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》显示，2023年全国儿童医院诊疗数达到74529963人次，居于各类专科医院诊疗人次高位，儿童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12.1人次，接近当年综合医院医生日均担负诊疗数6.8人次的两倍。
而在付出与回报严重不符的当下，儿科还是发生医疗纠纷的重灾区。此外，加上晋升难、不受重视等因素，让儿科彻底沦为了医院的“小透明”，成为了边缘化科室。
对此现状，国家层面一直致力于改善儿科困境。
2025年底，国家卫健委介绍“为民服务八件实事”，第一项就是“全国二、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提供儿科服务”。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表示，指导各地强化儿科的人才保障，通过完善激励政策，加强人才培养这些方式，来改善儿科医生短缺的局面。同时，安排儿科医师转岗培训，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，支持相关专业医师通过培训转岗成儿科医师，来扩充儿科医师队伍。在这方面，北京市是比较突出的，在儿科医师培养、儿科医师职称晋升、儿科医疗服务价格调整中都给予了特别的倾斜性政策。
2026年4月，为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，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，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。该意见从研发、生产、供应、使用、支付、监管全链条出发，提出16条具体措施。无疑，规范用药可以降低医疗差错和纠纷风险，通过优化运营缓解营收压力，从顶层设计干预，为儿科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总而言之，只要还有孩童，儿科就是不可替代的刚需科室。纵使当下困境重重，我们依然期待在政策的扶持和资源优化下，儿科能真正破冰回暖，迎来转机。
撰文 | 江畔
编辑 | 江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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